每年都不知道“诺奖”文学得主,问题出在了翻
在谈及国内文学翻译的窘境之前,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一位来自坦桑尼亚小说家,是十多年来第一位获奖的非洲人。
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
在其得奖之前,在谷歌浏览器上搜索他的名字——查无此人,可见其是多么“冷门”的一位作家。理所当然地,他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被国内翻译并出版,但是获奖之后,一切都不同了。无数译者和出版社对其作品的翻译权及国内出版权展开了激烈竞争。
今日的环球,不管是互联网,还是翻译软件都让世界变小了,可是我们的文学视野却像是愈发窄小了。不论是今年的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还是往年的爱丽丝·门罗,获奖之前的他们无人问津,获奖之后的他们,一夜之间便会被“置顶”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就连库存都会被卖光。我们对于文学佳作的获知来自“诺奖”的一时喧嚣,也反映出近些年来国内文学翻译的窘境。
窘境之一:文学翻译少有“大家”
读者不知道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不知道爱丽丝·门罗,与译者的文学视角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短篇女王”门罗在获诺奖之前,在国内仅有一部《逃离》被翻译并出版,而这是翻译大家李文俊独到的文学眼光。国内不缺译者,但少有“大家”,现在的译者很是接近纯粹的翻译机器,商业派遣给他们什么内容,他们也是兢兢业业地翻译出来,基本属于不带个人喜好地在重复工作,“用爱发电”的译者少之又少,所以当然谈不上文学素养,更称不了“翻译大家”。而早先的翻译界呢?早一点的,张爱玲、鲁迅、杨绛、沈从文、傅雷、林语堂、许渊冲、季羡林都是“译而优则作”,对文学翻译的见解及视角,乃至感悟都远超常人,而如今作家和译者反倒是“泾渭分明”了。
杨绛
窘境之二:文学翻译只认“大家”
这一点就是我们开篇提到的,文学翻译都是冲着诺奖,普利策奖,布克奖,芥川奖,星云奖等一系列大奖获得者去的。他们在文学上成就毋庸置疑,自带流量,也自带质量保障,更重要的是饱含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文学翻译密集于,或者说“跟风”追逐于这些“大家”的翻译。当然也不乏成名已久,久经“流行”,例如村上春树,东野圭吾,JK·罗琳,阿西莫夫,阿加莎·克里斯蒂,柯南道尔,乔治·马丁等“大家”。而对于“不著名”的作家作品,或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抑或是文学素养的跟不上,我们的译者少有地会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久而久之,对于这些“大家”的追逐便成了一种常态,诺奖一出,不是感叹“村上春树又陪跑了”,就是一脸疑问“他谁啊?”。
村上春树
窘境之三:文学翻译被认为廉价
是的,自从外语学习全民化以来,AI翻译越发精准的现在,翻译便成了绝大部分人眼里的“低门槛”,而在“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种哈姆雷特”的文学领域,就愈发如——机器翻译+人工润色,“无错字,无语病,意思到了也就行了”是很多人对于文学翻译的成见。所以翻译的报酬越发走低。虽然确实文学是无价的,老一批的国外文学“盗火者”,从始至终都是一腔热血“用爱发电”,而当下的我们,中国文学翻译的稿酬在每千字几十元左右,而一些商业稿件是十倍于文学翻译。如此低价,自然会低质量,而那些“商业价值”更低的“非著名”作家的冷门作品就更无人问津了。而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呢,出版社付给译者翻译文学小说的稿酬是千字5元,要知道在1924年,鲁迅花费了800块银元买了一套北京四合院。
鲁迅
最后还是引用鲁迅老爷子的一句话,“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促和鼓励着创作。”
是的,文学翻译面对如此窘境,那么文学引入呢?文学赏析呢?文学创作呢?每一年的诺奖,看个热闹的背后,既反映出文学翻译的窘境,又是文学视野愈发狭窄的体现。
文章来源:《国外文学》 网址: http://www.gwwxzz.cn/zonghexinwen/2022/0118/7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