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科院院长时的郭沫若

郭沫若博古通今，多才多艺，除了在历史、考古、书法、翻译等领域各有建树外，他的文学成就也是举世瞩目，于诗、文、小说、戏剧方面都有影响，而诗与戏剧的影响尤其巨大。他文学创作的发轫，多与上海有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上海，正是其早年甚至前半生文学创作和活动的发祥地。

《女神》诞生于上海

周恩来（左）与郭沫若在周公馆前合影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的成名作。陈西滢认为中国早期新诗有两部最好的诗集，就是郭沫若的《女神》和徐志摩的《志摩的诗》。这与朱自清所说的“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正相吻合。闻一多还写了《女神>之时代精神》诸文加以赞美。而《女神》的诞生地就在上海—1921年8月16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尽管《女神》中的不少名篇如《天狗》《炉中煤》《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太阳礼赞》《地球，我的母亲》等都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时所写，但他最初发表这些诗作的园地，却是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当时如果没有“学灯”主编宗白华慧眼识珠，郭沫若的诗才、诗名也难以展现并为世人所知。宗白华不仅发现了他的诗才，还介绍他认识田汉，3人的通信后编为《三叶集》在沪出版，遂成文坛佳话。

郭沫若书法作品

很少有人注意到，郭沫若最早的两部诗集《女神》与《星空》，其中有不少诗都写于上海，并且都与上海有关。如《女神》中的《海舟中望日出》《黄浦江口》等就是他从日本坐船抵达上海时写下的，登陆次日又写下《上海印象》《沪杭车中》等诗。不仅如此，《星空》中的不少诗也有着对上海的直接描写，如《吴淞堤上》《江湾即景》《仰望》等诗，都表达了他对上海的热爱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如《赠友》“吴淞堤上的晚眺/吴淞江畔的夜游/多情的明月与夕阳/把我们的影儿/写在水里/印在沙上。”开篇的寥寥数语，写出了吴淞江畔的美好黄昏，这与他在《女神》中《黄浦江口》“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的情调完全一致，都抒发了诗人对上海那种由衷而热烈的爱与礼赞。

在沪组办创造社

郭沫若（左二）与《救亡日报》先遣队成员

郭沫若在留日期间，有时会来往于日本和上海之间。特别是他于1921年春来沪后，与成仿吾被聘为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研究出版刊物计划，同年夏秋即与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等，一时颇有影响。

由于他们倾向浪漫主义文学，有强烈的表现自我的色彩，又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这与茅盾、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很不相同，再加上彼此成立之初有些误解，因此互相之间曾有过论争与交锋。与此同时，他们又因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上的一篇译文问题，彼此剑来枪去，几个回合一打，双方也成了对头。那时徐志摩刚从英国留学回国，不知文坛恩怨，一方面与胡适交好，一方面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因与郁达夫是杭州一中的同学，又与创造社结上了关系，他给成仿吾的信中说：“贵社诸贤向往已久，在海外每厌新著浅陋，及见沫若诗，始惊华族潜灵，斐然竟露。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共辟新土。”孰料过不多久，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认为郭沫若“泪浪滔滔”有句法毛病的文章，结果惹怒了创造社，成仿吾立即致信给他：“我由你的文章，知道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的那句诗……我在这里诚恳劝你以后少做此虚伪……别来一无长进，只是越穷越硬，差堪告慰。”

郭沫若（左二）与创造社同仁

徐志摩急了，写了五千字的公开信加以解释，也无济于事。胡适感到有必要去造访郭沫若，便带着徐志摩和朱经农来到上海哈同路（今铜仁路）民厚里121号。开门的正是郭沫若，一见胡适3人，立刻拉开凳子，请他们入坐。田汉有事先走了，成仿吾从楼上下来，坐在郭沫若旁边，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徐志摩如坐针毡。胡适向郭沫若找了些话题，但没说几句又停了，总不融洽，只好告辞。

来而不往非礼也。郭沫若觉得胡、徐主动来访，自己理应回访。于是第二天便搀着大儿子，带着翻译《诗经》的新书《卷耳集》，来到徐志摩家中。两位诗人谈兴甚浓，与昨天的冷场恰成反差。临别时，郭沫若关照：“我明天在美丽川饭店请客，请您与适之兄一起去，望能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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