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 年9 月27 日下午，第四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医学与文学论坛在京召开。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委会副主委及医学与文学学组主委、《中国医学人文》杂志副总编赵美娟教授在会上作报告，她从哲学角度阐述了医学、文学、生命之间的关联。

诗性，是人生命中的一个朝向灵魂层面的世界，在那里，潜藏着人的诗性哲学的种子。冯友兰先生把哲学方法归纳为“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1，正的方法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它直接解析对象，给对象准确、清晰的描述。而负的方法用冯友兰的说法是“烘云托月”，来对那些不可思议的事物，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对象事物以描述，即：“有只可感觉，不可思议者。有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有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只可感觉不可思议者，是具体的事物。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是抽象的理。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是道或大全。一诗，若只能以可感觉者表示可感觉者，则其诗是止于技的诗。一诗，若能以可感觉者表显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则其诗是进于道的诗。”冯友兰认为，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中国哲学在不同程度上用的都是负的方法1。“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手处，惜别潺湲一夜声”，冯友兰以温庭筠这首诗举例，无论诗作者还是读者，虽然都知诗言“不合逻辑”，但是，这恰恰符合情感的逻辑，于想象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近年被授予“国际桂冠诗人”称号的当代中国诗人舒也那首《我的胡须因思念而疯长》，单看诗的题目就已感到作品承载的作者那情感飓风般的生命力量。在情感逻辑层面，“胡须因思念而疯长”获得了主体间的共鸣。情感逻辑不同于理性逻辑的地方，用享有“美国实用主义之父”称号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信仰理论理解，其出于“信仰的意志”，明知“胡须因思念而疯长”不存在，但主观相信它存在，这就是信仰而又明知为信仰只是信仰的情感逻辑。不仅如此，冯友兰的“进于道的诗”，不止于使人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还以可感觉者表显不可感觉者，此时，“进于道的诗亦可以说是用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冯友兰语）。这一诗性智慧就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超以象外之意味。

在中国哲学史中太多类似例子，《庄子》可以说以诗擅长譬喻的形象思维又不乏抽象思辨的诗性哲学的特点显而易见，鲁迅曾用“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评价之。诗词与吟诵，使人沉浸于画中有音、音中有象、象中有意的浑然一体忘我之境，生命之泉得以尽情宣泄。只五千言的《老子》书堪称一部诗性哲理散文。诗性文化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始终以底色背景衬托出来。虽然中国文学史对中古文学分期各说不一，如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将中国文化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期，其间中国文化流变依次为：独立孕育期、全面接受西方文化期、自东汉及明代的印度文化影响。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认为：“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2。他“三古七段”说，以中国“文学的自觉”的三个标志在该时段存有、成熟与否，将中古文学时间节点定在“魏晋至明朝中叶”2。季羡林主编的《东方文学史》将中古界定为“约公 元3、4 世 纪 至 公 元13 世纪”3。清末民初著名文学史家刘师培在其《中国文学讲义》（以下称《讲义》）中指出，“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故史书亦无《文苑传》。故儒生学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宋书·本纪》。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4《讲义》目录所列诸如《尚书》《尚书·尧典》《尚书·甘誓》《诗经》《毛传》《小雅·小旻篇》《大雅·假乐篇》《周颂·武篇》《春秋》《三礼》等。仅此可见，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之一，便是文字表达自带诗意与智性的灵动文风，无文史哲学科阻塞，中国不愧为诗性国度。宋以后，教育普及，书院遍地，艺术文学蔓延至平民家庭与社会生活艺术文学实乃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所向，以烘云托月般的文学把握现实寄托来世，而无需西方宗教那样以终极来世指引现实行为。可见，生命诗性，于中国人紧靠大地的情感文化特征，因此，使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未出离现实人生界，而不在求未来和出世（钱穆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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